明代一些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（1552～1610）说：“且东西文理，又自绝殊，字义相求，仍多阙略。了然于口，尚可勉图；肆笔为文，便成艰涩矣。”这是说，中西语言结构不同，文章脉络不同，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，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，笔译成文，人家就看不懂了。
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（1565～1630）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：“诸皆借我华言，翻出西义而止，不敢妄增闻见，致失本真。”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，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，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，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。
兴起
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有识之士痛感学习西方之必要，翻译活动又逐渐兴起，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又一个新阶段。马建忠（1845～1900）强调译事之难。梁启超（1875～1929）鼓吹佛典翻译之高明。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（1853～1921）在几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译中遵循的原则。在《天演论》序中他说：“